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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想好好聊一聊波伏娃这个人。

一提到波伏娃，普通人最容易想到的三个标签分别是：女权主义者、《第二性》作者、萨特的女友。

仅仅从标签上来看，“女权主义者”和“萨特的女友”这两个标签明显是呈对立关系的。

因为当报刊杂志一提到波伏娃，就以“萨特的女友”来称呼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把作为女性的波伏娃当成客体来看待，主体永远是萨特。

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男女平权。

而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伏娃确实生活在萨特的阴影之中。

因为当萨特因作品《恶心》而声名鹊起的时候，波伏娃尚未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

即便萨特两次帮助波伏娃，把她的作品寄给那些愿意出版萨特小说的出版社，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拒绝。

波伏娃真正从萨特的阴影中走出，成为足够与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平起平坐的人物，是从《第二性》的出版开始。

在聊这本被某些人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作品前，必须先提一下普通人对波伏娃与萨特这二人关系的认知。

在一些传记作家笔下，波伏娃与萨特，从来都是以知识分子理想伴侣的身份出现的。

于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更像一对精神伴侣，并未结婚，也从不限制对方有没有情人，两个人之间有着很强的情感与思想的羁绊。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不管是波伏娃还是萨特，他们其实都很介意对方对其他人投入过多的感情。

要命的是，萨特常常对其他女人投以兴趣，而波伏娃的床榻上，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

当二人因战事而分离时，萨特与波伏娃在寄给对方的信里，都提到了自己新的情人，他俩似乎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折磨与考验对方对自己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推进波伏娃撰写《第二性》进程的功臣不是萨特，而是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

在纳尔逊身上，波伏娃找到了最甜蜜的爱情和第一次实打实的高潮。

那时的波伏娃还不清楚，她正在撰写的这本书日后会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辩护词。她只知道，她所爱的这个男人是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

虽然是纳尔逊的爱促成了《第二性》的诞生，让波伏娃享誉世界，但他们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向了尽头。

造成这段感情破裂的原因不是萨特，而是波伏娃对于事业的追求。波伏娃早就习惯了在巴黎生活，而纳尔逊只愿意待在美国，在爱情与事业这个两难抉择上，波伏娃最终选择了事业。

萨特在此时，再也不能占据波伏娃的人生中心了，波伏娃之所以还维持着与萨特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智识上是相近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的工作与萨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说，波伏娃最好的作品不是《第二性》，而是她自己，是她的真实生活和人生抉择。

对于《第二性》这本书的风靡与畅销，波伏娃起初是未曾料到的。

并且，更重要的是，她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她的生活是极具个性的，她并没有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受到了歧视。

然而，她的这部作品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开天辟地之力量。

“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成就的。”这句话不仅让波伏娃举世闻名，也让众多女性意识到了自身所处的困境。

《第二性》这本书是波伏娃想写自己的，但她同时也将它写成了一代女性的历史。波伏娃认为，正是《第二性》的写作过程，让她成长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

《第二性》问世后，收到了很多批评，一些是来自男性的，比如《局外人》的作者加缪就不无屈辱地说“您把法国男人都置于可笑的境地”。

也有一些是来自女性的，其中不乏其他女权主义者。因为波伏娃在书中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她呼吁追求一种绝对的、无差异的男女平等，而这一点是受其他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因为这种全然的平等忽视了男性与女性的原始差异性。

当然，这样的错误对于《第二性》这样的优秀作品来说，是瑕不掩瑜的。

因为这部作品，波伏娃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研究领域，报刊杂志在提及她的时候，不再将其视为萨特的女友，而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1986年4月，波伏娃去世，她与萨特合葬在同一块墓碑下。有意思的是，那时她的手上却戴着纳尔逊40年前送给她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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