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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徐悲鸿之女徐静斐口述 张应松采写

摘自《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家国往事》

1948年，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儿子徐庆平

初识继母

我的父亲徐悲鸿与生母蒋碧微育有一子一女，即哥哥徐伯阳和我。

1943年，我13岁，在重庆的一所中学读初中。当时父亲在重庆磐溪租了一个地主家的花园，筹办了中国艺术学院。那年暑假，父亲组织学院的学生到风光旖旎的都江堰和青城山去写生。我和哥哥假期闲着无事，得到父亲允许也随同去山上学画玩耍。在青城山的日子里，我发现父亲身边总跟着一位秀丽端庄的姑娘，经打听得知这位姑娘是学院里的图书管理员，名叫廖静文。在我的第一印象里，廖静文十分含蓄，非常文静，每日把许多时间都花在练书法看文学书籍上。凭直觉，我觉得和廖静文之间会有不少共同语言。

徐悲鸿所绘的廖静文

1944年夏秋之际，父亲患了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他终于病倒了，住进了重庆高滩崖的一所医院，医生向整日一人守在父亲病榻前的廖静文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廖静文哭成了泪人。

有一个周末，我偷偷跑来探视父亲，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头发蓬乱，胡子老长，瘦得皮包骨头，忍不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父亲埋怨我不该偷跑出来让母亲着急，我只得撒个谎说母亲知道我来医院。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催我快回去，廖静文把我送出医院，走了好长一段路，分手时她对我说：“你爸爸病情稳定，你要好好学习，你身体不好，让妈妈多增加点营养。”我听了心里一阵热乎，觉得廖静文很有亲和力。

在父亲住院的一百多天时间里，我曾亲眼看到廖静文为了省钱，吃的是父亲的剩饭菜，睡的是冰冷的水泥地。我由此更加明白了这个女孩放弃金陵女子大学化学专业，摒弃来自家庭和外界的世俗压力，全身心地照料年长她28岁的父亲，为的不是名和利。

继母引导我走上革命征程

1945年12月，父亲和母亲蒋碧微正式离婚。次年由郭沫若和沈钧儒证婚，父亲终与廖静文喜结伉俪。还在住校上学的我此后便一个周末去父亲处，一个周末去生母处“改善生活”。

1946年2月，父亲和继母与三百多名进步人士一起联合签名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进言》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独裁。进步人士的震撼举措令国民党特务恼羞成怒，他们写了封恐吓信夹着两颗子弹寄给了父亲，但父亲和继母并未退缩。其时适逢郭沫若受周恩来嘱托从延安带来了小米、红枣等营养品来看望父亲，父亲激动地表态：我签的名负责到底，决不退缩！父亲和继母的勇敢，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不久我拒绝与生母同去台湾，选择走上革命道路。那时候继母多次与我促膝长谈，她的进步思想及对共产党的较高评价，开始影响我的人生价值观。

徐悲鸿与廖静文

1946年7月，父亲因要担任北平艺专院长一职，举家迁往北平。毕业时，我准备报考北平的一所医学院，可母亲蒋碧薇只准我报考南京和上海的大学。我很失望，和母亲吵了无数次也没有效果，绝望之下，我撕碎了所有的准考证，整天躺在床上看小说以示抗争。

在母亲的强烈干预下，我无奈走进了金陵女子大学的考场。我被录取了。像我这样穿蓝布衫黑布鞋的朴实学生很快就成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对象。1949年元旦我和十一个姐妹跑到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先在江淮五地委联络部学习，后参加了三野先遣纵队独立支队。

已在解放区投身火热革命事业的我全然不知自己出走后，生母致父亲的一封“丽丽失踪”的信吓得父亲寝食难安，倒是了解我的继母廖静文判断，我一定是到了解放区。我的平安信随后而至，才让父亲长吁了一口气。此后我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开始称呼廖静文为“母亲”。后来我得知继母常常在深夜反复展读这些信，面带微笑，眼中含泪，她觉得自己很幸福。

母女情深

1951年的一天，父亲突发脑溢血病危住院，我得到消息连夜奔赴北京。我哪里知道，这竟是今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了！在北京的那几天，继母整日以泪洗面，情绪低到了极点。即便如此，细心的她仍不忘让保姆用高价买回对虾炒给我吃。

1953年，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父亲的生命，继母悲恸欲绝，迅即数次把噩耗电告我远在合肥的家。但遗憾的是我此时正在医院产房中生第二个孩子，家人隐瞒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直到孩子满月后我才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最敬爱的父亲了！我提笔给继母写信，解释了未能去北京奔丧的原因。很快，我接到了继母的回信，信中说：你父亲生前对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让你学一个专业。不学习太可惜，你和伯阳从小未得到家庭温暖，悲鸿走了以后我要善待你们，使你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至于重新上学的学费，我会全力支持，希望你能完成父亲的遗愿！

徐静斐的画作

1954年，我怀第三个孩子八个月时，报考了安徽农学院（今安徽农业大学）蚕桑专业，并以非常好的成绩被录取了。继母在接到我被录取的喜报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国家给的几万元抚恤金中取出一千五百元寄往合肥，并在我完成学业期间汇寄了数目不菲的生活费和学费。

继母在父亲去世后毅然把父亲的全部作品、藏品价值过亿的财产捐给国家，她未要任何报酬。而我们家兄弟姐妹四人对继母的做法毫无怨言。继母的所作所为给我树立了榜样，使我在婚后也能善待爱人黎洪模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继母只身来到合肥探望我们。看到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伙食又差，继母的心碎了。她对我说，北京的家就是你的家，以后有困难就来北京。回去后继母把我弟弟妹妹穿过的旧衣服成包成包地寄来，给我的孩子穿。1961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危机，我只得带着四个孩子投奔在北京的继母。其实继母家那时也缺吃少穿，但她还是热心款待我们母子。后来我发挥特长，在继母家的院中种下几十棵玉米，自己进行人工授粉，收获不小，这个“创意”终于使全家人渡过难关。危难之中见真情，自此我们母女两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物质匮乏年代，继母常帮我改善生活，曾寄七百元给我买冰箱，她的儿子徐庆平从法国带回来的冰箱她又送给了我，不久她又送了一台彩电……继母绵绵不断的爱，将北京的家与我合肥的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2005年9月25日，继母来合肥举办父亲的画展，从9月26日到10月10日半个月时间里，我们母女每天都忙着在安徽省博物馆给前来购买继母的著述《徐悲鸿的一生》的市民们签名。我发现继母右手中指肿得突出了一大块，在得知继母的手指变形是因为常年签名售书造成的时候，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埋怨她不该太累，长期拖着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的身体奔波于全国各个城市办画展，为父亲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继母久久地凝视着我，突然间哭了，说：“我现在年纪越大越想悲鸿，做梦也梦见他走到我身边来了，心里真高兴，可梦一醒一切又都成了空白。”我对她说：“您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父亲的事业，父亲在天之灵会感激您的！”继母说：“孩子，你有幸福的晚年，儿女们也都事业有成，在合肥的半个月里，你的儿女轮流到宾馆陪伴我，孩子们的热情使我感到非常温暖，更感到悲鸿遗爱犹存。”

受继母的影响，我多年以前即把生母在南京的一处房产捐给了南京大学美术系；在安徽，我把父亲的一幅画卖给马鞍山钢铁公司后，将所得50万元成立了“徐悲鸿教育基金会”；1998年，全国发生罕见的洪灾后，我与继母将办赈灾画展的所得一分不留地捐献给了国家，出售父亲纪念品的一万多元，也捐给了安徽农业大学的贫困学生。至于平时三百五百地资助特困学生，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有人问我：你家徒四壁，房子里没有一样值钱的家具、家电，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我说，我不是没钱改善生活，是父亲和继母的精神鼓舞着我，去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